2016年2月27日 星期六

哪家機構好？10項尋找照護機構的必做功課(轉載)

整理撰文/照護誌編輯台
口碑再好的機構，不見得能滿足你的需求，事前的資料蒐集，與親自體驗訪視，是挑選合適機構的兩大不二法門。以下開出十條功課，提供你作為選擇照護機構的參考，親身走一遭絕對比耳聞聽說來的更實際。
 守則1 
請教專業人員 資料蒐集最好兩家以上
向親友打聽可靠機構外，不明人士的推薦最好別輕易相信！目前坊間有出現依人頭計算的養護仲介，照護品質令人疑慮，建議你，還是多請教專業人員，最好蒐集兩家以上的機構資料，挑選居家附近的機構好方便照應。

 守則2 
清楚家人照顧內容 評估家庭經濟狀況 
長期照護的時間，從數個月到幾十年不等，你可依家人失能狀況與依賴程度作評估，關鍵在於，自己是否負荷得起此一照護重擔？如果時間、體力、照顧技巧都不允許，就必須考慮轉送護理之家，或選擇養護機構，交由專業人員來幫你照護。
首先，務必要弄清家人需要的照顧內容，比方說，家人如果有插鼻胃管，無法使用一般餵食方式進食，必須採取少量多餐的管灌飲食，營養配方、餵食方法、注意事項等，都必須事先弄清楚，相關的飲食照顧問題可請教營養師。
第二步，針對家人狀況推算出需要照護時間，再考量自己的經濟能力，一般來說，居家照顧費用比較節省，可是長期下來，自己的精神體力與家庭關係都會受到影響。如果考慮機構式照顧，別忘了，要尊重家人意願，考量老人心理與環境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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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3 
認明合法立案機構才有保障
在第一次訪視機構時，你可請負責人出示「立案證書」或「開業執照」，有立案的養護、安養機構，應有社政單位（如當地社會科）核發的立案證明，立案的護理之家及日間照護機構，則由衛生單位（如當地衛生局）核發立案執照。檢查時，別忘了要同時對照立案證書上所登記的地址、門牌號碼與樓層，與你訪視的機構是否相符合。 
政府為了方便民眾一眼辨別合適機構，從民國96年起立案的機構，統一稱作「長期照顱中心」，以安置輕、重症住民再區分成「養護型」與「長期照護型」兩種。

 守則4 
留意專業人員的配置
除了照顧服務員、護士這些固定人力，機構另外是否擁有社工、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其他專業人力？擁有的專業人力愈多，服務愈完整。在訪視機構時，除了觀察、感受工作人員與長者間的互動與氣氛外，實際照顧內容與工作人員的輪班情形，務必要一併詢問清楚！ 

 守則5 
不同病況應有不同照護內容
除了日常生活照顧，還有每日例行性的護理照護內容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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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機構是否設有護理站？
  2. 有無必需的急救與換藥設備？
  3. 護理人員是否會每天檢查住民的生命徵象並做紀錄？
    ​安置在照護機構的老人，多半都有慢性病，一旦發生發燒、沒胃口、排泄異常，很可能就是身體惡化前的警訊，必須特別提高警覺！因此，建議你，在挑選照護機構時為可選擇鄰近醫院、診所的機構，並弄清合作醫療單位及就醫與問題處理方式。

 守則6 
活動安排是否多元化
從住民的一週生活作息表與生活花絮，大概能略知一二！
建議你，可以和社工多聊聊，會更清楚機構的活動安排內容。包括，志工訪視團體多不多？會不會幫住民辦慶生會？一年有幾次戶外活動的機會？當一個機構安排的活動內容愈豐富，意味著在生理照顧之外，也能兼顧老人的心靈需求與休閒生活。從這點來挑選，能讓住民保持心情愉快的機構，自然是一間好機構。
圖片來源：Michelle Ramos-flickr
圖片來源：Michelle Ramos-flickr

 守則7 
感受居家氛圍
不想造成住民心理壓力，下意識產生排斥感，挑選機構時除了要考慮離家近、近公園、近醫療院所，交通便捷等外緣因素，感受機構的居家氛圍與空間動線更是一大檢視重點：
  1. 氣味
消毒水味太重的，有尿騷昧的，空氣太悶的，容易造成老人交叉感染外，更會影響工作效率，使人心情低落，凡出現以上任何一點的機構，務必從考慮名單上剔除出局。
  1. 光線
空氣流通、光線充足，窗戶愈多愈好。
  1. 動線
避免擁擠就對了！注意建築物、出入口及床與床間的空隙，夠不夠至少讓一台輪椅進出，行動方便外，也能減少住民交互感染的機會。
  1. 房間
不論是幾人房，都須保有完全隱私空間，床與床間要有拉簾，須有可放置私人物品的空間設計。
  1. 安全  
消防防設備與無障礙空間是兩大檢視重點。包括牆壁、地板、天花板與裝潢等都須採用防火構造與耐火建材，出入口處有沒有方向指示燈，住民寢室須安裝緊急呼叫鈴。
另外，老人發生跌倒頻率最高的浴廁，也須有扶手、防滑墊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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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8 
突擊用餐時間 食物個別化處理
這家照護機構究竟照顧得好不好？可從住民體重與「吃」的品質兩點切入觀察。
想瞭解機構的營養照護內容，可挑用餐時間直接去拜訪，建議時段是10點半到12點。
一來可突擊廚房料理狀況，環境衛生條件是否理想。二來可觀察老人用餐情形，機構是否有用心注重住民的個別需求，為咀嚼功能不好的老人，將食物剪碎、煮軟或切成丁狀處理，千萬不要是提供全部住民相同的食物。

 守則9 
不同機構 有不同訪視重點
資料蒐集要兩家以上，訪視時，就只須針對機構特色做重點參觀即可。
比方說，你想瞭解機構照護失智住民的方式，所裡規劃的活動與資源是一大參考重點；家人如果是中風患者、行動不便，機構是否有提供復健設備，則是第一考慮要件。
通常，有家屬過來訪視，都會有機構負責人或主任陪同參觀，你可趁機瞭解機構的格局規劃、服務內容與入住程序等，還有家屬訪視時間與次數是否右有限制？中午是否能帶食物給家人吃等小細節。
另外，意見反應的處理方式為何？這些都可以在第一次參觀時提問，等到第二次自己獨自拜訪，務必選擇與上次不一樣的時間訪視，才能比較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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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10 
擬妥照護契約 問清收費方式 
目前照護機構的收費，大多是採取分項收費的方式，分項標準主要是依據老人失能狀況來判斷，也就是說，依賴程度愈高的住民，需要照護的等級就愈高，收費自然比較貴。
以大台北地區來說，照護機構收費每月約2萬5到4萬5不等，基本收費包含的項目，通常包括住房費、照護費、膳食費、一般護理費，其他如尿布、奶粉、特殊營養品等耗材，多必須再另外收費。由於政府目前並沒有明文規範業者的收費標準與範圍，導致各家機構計費方式不一、也最容易發生爭議。建議你，可以這樣問：
  1. 最低與最高收費分別是多少？
  2. 基本金收費的服務內容包含哪些？是否有包含衛生紙、尿布、奶粉等耗材？
  3. 額外收費的項目有？
  4. 門、急診外送費用是否要自行負擔？
  5. 管灌飲食住民需不需要加收營養費？
  6. 須繳交保證金、疾病準備金嗎？  

反對慈善 「施予的文化」不能解決問題 (轉載)

【編按】透過慈善機構推行扶貧救苦的援助事業，在東、西方世界都行之有年。近年來，更隨著部分學者和行動者致力宣揚其背後稱為「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的倫理哲學基礎，使得強調從個人層次做出奉獻的「施予的文化」（culture of giving）大行其道。在最近世界各地針對敘利亞難民潮的援助行動中，我們便經常看見諸如群眾募資援助賣筆父親、媒合本地家庭收容難民等民間自發行動遍地開花，其中的善意固然令人動容、積聚的能量固然令人驚訝，但卻可能也讓結構性的問題更容易為人們所輕忽。這篇發表在美國左翼雜誌《雅各賓》（Jacobin）網站上的文章，便嘗試指出：鼓吹訴諸個人內心道德感的利他主義慈善行為，縱然看起來「有效」，但到頭來卻可能讓我們再難以挑戰資本主義世界運行的邏輯。
慈善機構強調「施予」的道德性，同時指導你如何「施予」。（照片來源：Network for Good）
慈善機構強調「施予」的道德性，同時指導你如何「施予」。（照片來源：Network for Good）
想像你遇到一名兒童掉進池塘，而你是周圍唯一可以救他的人。你可以輕易涉水去救起他，儘管你的衣服跟鞋子將會弄髒。如果你不這麼做，這兒童就會淹死。
你應該要去救兒童，這是無須經過大腦的反射動作。但如果你身邊有其他人時，你的答案是否會不同？不會。如果這起事件不是在你面前發生，你的反應應該要有差別嗎？不該。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這兒童不是溺水，而是因為缺乏食物、飲水或醫療照護處於道德危機中，而你能做的只有捐款給慈善機構，你會覺得自己比較沒有責任介入嗎？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不這麼認為。
在〈飢荒、富裕與道德〉一文，還有他2009年出版的《你能拯救的生命》一書中，這位知名的哲學家主張，你不得不透過慈善機構去幫助那些生活於極端貧窮的人們，就像你幫助溺水的兒童。
「有效利他主義」帶動慈善風尚
辛格認為這兩個案例中有一樣的道德原則：我們應該致力於減少其他人的痛苦，同時這樣做並不會「犧牲任何重要性相近的事物」。在溺水兒童的案例中，你的衣服和鞋子不如兒童的生命重要。在慈善事業的案例裡，你財務上付出的金錢等價於衣服鞋子，重要性遠遠不及於拯救孩童的性命。
這個基本的論證引發了一波成長中的社會運動，他們自我標榜為「有效利他主義」。有效利他主義者會計算錢要花在哪邊最好，然後據此鼓勵相對富裕的人導入他們的資金。在這一類「運動」之中，最常被提起的包括瘧疾防治基金會（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他們分發經過殺蟲劑處理的蚊帳；血吸蟲病防治計畫（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itiative ），他們建立以學校為基礎的驅蟲計畫；還有直接給予（GiveDirectly），他們提供無條件的現金轉移給極端貧窮者。
如今，有超過1萬7千人承諾每年至少捐出他們1%的收入，用於資助這些計畫，其中甚至有超過1千人承諾捐出至少10%的收入。這樣的作法在千禧年世代（譯者註：泛指在1980年至2000年之間出生的年輕人）中特別受歡迎，甚至被一些人讚為「我們這世代的新社會運動」。
雖然這種論點存在超過40年，但這些運動大部分的成長都只是近5年的事。到了今年，我們看到眾多的出版品跟書籍，包括《如何做偉大的善事》、《更好地做好事》、《陌生人溺水》還有彼得‧辛格最新作品《你能做的最大善事》，都在大眾媒體中獲得廣泛且積極的報導。
直接給予（GiveDirectly）是一個媒合平台，讓捐款人能直接將特定款項轉帳給他們評估過的特定對象，受款人會接到簡訊通知。（照片來源：GiveDirectly）
直接給予（GiveDirectly）是一個媒合平台，讓捐款人能直接將特定款項轉帳給他們評估過的特定對象，受款人會接到簡訊通知。（照片來源：GiveDirectly）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信這一套。對這一類運動的批評，通常包括慈善機構的不民主性質；破壞基本的公部門服務；以及通過慈善獲得援助後，可能對長期經濟發展不利。
左翼人士的批評則更為深入。舉例來說，保羅‧高柏格（Paul Gomberg）認為彼得‧辛格論述中所推廣的分析框架，藉由將我們的焦點從政治、社會和經濟議題上，轉移至抽象的哲學討論，不啻是「提倡一種政治的無為主義」。
高柏格進一步指出，「透過慈善來減少貧窮」或「達成基進的系統性變革」，所需的資源都大到會令我們「顧此失彼」，因此必然被解釋為在權衡時間、精力和其他資源之下的兩種競爭路線。
事實上，辛格與有效利他主義者也宣稱他們喜見系統性變革，但意思通常是指他們支持諸如司法正義、移民議題或國際貿易等方面（溫和）的政策改革。像高柏格這樣，對資本主義進行更徹底的批評，理所當然地在思想上缺席了。
對此，辛格反駁說：「如果有微小的機會去達成你所尋求的那種革命，你所該做的就是去看看你的身邊，並制定更好的策略，以真正幫助到一些窮人。」
但問題在於，每當我們想像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有效利他主義卻會強烈地反對這種改善全球窮人處境的最佳途徑。
這種運動所仰賴的資產階級道德哲學，才是是核心的問題。有效利他主義者將自身由構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動態結構中抽象化，從而迴避了自己的角色作用，結果形成了一種在道德上和結構上都有缺陷的分析，最終催化出以資本的語彙來解決世界上最迫切問題的局面。
拆解慈善的黑盒子，看見資本主義
有效利他主義者視慈善機構為黑盒子，把錢丟進去，好的結果就會跑出來。想要做好事的人，變成就是得捐錢給慈善機構。
慈善行為唯一值得分析的面向，是那些鉅額捐款者付出的金錢能達成多少改變？評估指標不外乎「拯救一個生命的平均成本」或「一個人生活品質調整後的生命年數」（quality-adjusted life-year）1。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有效利他主義者往往一開始就掩蓋重要的社會關係、模糊捐款給慈善機構的道德性（與成效）或乾脆就要求其他人這麼做。
慈善的黑盒子，所展示的只不過是潛在的慈善家與潛在的受害者之間的關係，即便那傷害往往出自於可被預防的惡行。甚至，連這樣的對比都是虛偽的，慈善只不過擺弄出一個有能力拯救別人的人與另一個需要被拯救的人的交換關係。
在現實中，潛在的慈善家只有付錢給其他人去拯救潛在收害者的權力。捐錢變成善心人士營救他人主要的手段，要是沒有貨幣的轉移，就沒有人獲救。
諷刺的是，有效利他主義者苦苦懇求個人使用他們的金錢，好讓那些急需救助的人們獲得必需品，但他們絕口不提這些必需品如何在一開始的時候被製造跟分配。
如果我們觀察慈善機構如何創造跟分配這些他人迫切需求的資源，我們肯定會懷疑為了利益而扣住這些資源的行為是否正確。如此懷疑往往在道德上會受譴責，但它其實跟有效利他主義者主張「不捐款給殘善機構是錯誤」的邏輯一致：對一些小額款項（或這些錢可能買到的東西）的重視程度超過一條人命或一個人能否擁有最低生活標準，是不道德的。
作為一個有良心且有錢的人，我們不能給生命標價，但作為一個參與在由資本邏輯所宰制的系統下的個人，我們卻必須這麼做──這是一個明顯的道德事實。但有效利他主義的論述卻在完全不提及自身與資本積累存在直接緊張關係的情況下，將這個事實置換掉了。
這造成一個荒唐的結果：有效利他主義者懇求個人捐款購買由市場決定價格的必需品，卻不在道德基礎上去反對將這些必需品納入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
這正是將拯救溺水陌生人和捐款給慈善機構加以類比主要的失當之處。前者，對我們來說，拯救人的損失僅僅是個人的機會成本，因為跳進水裡而弄髒了我們的衣服跟鞋子。後者，我們所付出的成本，變成資本機構為了救助而發放物資的必要條件。
這個有缺陷的分析架構，造成的影響超過慈善的黑盒子概念，而且掩蓋了驅使有效利他主義者行動的資產階級道德哲學。這不是抽象的資本，這是為了將從事生意的行為，轉換成一種理所當然的本質。
於是溺水陌生人的類比變成了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故事：危急的兒童需要一些生命維持品（食物、乾淨的水、醫療用品等等），但這些物資是由資本不民主地製造、掌控並獨斷地決定如何配置。若將其擬人化，我們可以說，資本至少在三個方面必然會辜負溺水者。
首先，資本確實有著那些受威脅的陌生人所需要的東西。大部分的個人通常僅擁有他們自己或家人生存的必需品，而那些受資本積累邏輯所限制的慈善機構，集體地擁有個人為了生存而必須花錢購買的必需品。
這會造成讓人反感的結果，一點也不意外。我們在這裡看到其中之一：資本將會讓溺水的陌生人死掉，除非它收到足額的報酬。不論我們做什麼，資本的立場都不會變，畢竟溺水陌生人生命的價格比維生所需的物資還廉價。甚至，資本將視其從中獲利的能力來評估是否參與進拯救隊伍當中。
對資本來說，這不過就是另一樁交易，難道不是嗎？這個原則即使僅在有人無法負擔購買時比較明顯，但依舊暗示了所有維生必需品的交換行為。
其次，資本創造「溺水的陌生人」。企業無法從缺乏或沒有購買力的人身上賺取利潤，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的窮人需要利他主義者拯救的原因。
他們的購買力主要被資本對他們勞動的需求所決定。儘管事實上生活於貧困中的人們也能以重要的方式貢獻社會，但他們通常在商業上看來無利可圖，或者，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也不會支付足夠的薪資讓他們能這麼做。
甚至，資本商品化了必需品，直接破壞了全體人民藉由決定資源分配方式以自給自足的可能。
舉例來說，如同慈善機構跟有效利他主義者所宣傳，全球的窮人有多麼迫切地需要食物。資本取得並控制他們的肥沃土壤以種植能夠賣出更高價格的農作物，將為人們帶來更多收入。實行這種耕作將會過度消耗已經稀少的水資源，並帶來生態浩劫，例如物種滅絕或全球氣候變遷。
與此同時，資本透過非法資金流動、逃稅、債務償還，以及有利於全球資本家的貿易政策，每年從「發展中國家」榨取將近2兆美元。
資本賺走了發展中國家和人民失去的收益和資源，使得每個人餵飽自己的能力變成取決於在全球市場上和其他人議價的能力。在那裡，贏家決定該如何使用在地的資源。
政府失去的稅收和結構調整計畫2創造的環境，被認為是合理化刪減基本公共服務的理由。例如消滅瘧疾計畫，這是有效的利他主義者最喜愛的一個慈善項目，但這樣的作法不意外地造成成千上萬的人死亡。
資本持續將民生必需品商品化的動態過程，首先是將數億人民變成溺水的陌生人，並且創造需求，使慈善組織得以不斷增生。
最後，每件被提及的事件都需要非資本家去介入。除了挑戰資本的規則之外，一個非資本家比較容易做到的，就是捐款給慈善團體，也就是補貼資本從基本物資中賺取利潤──或者，乾脆就忽略那些人們的需求。
大多數因為同情而行動的人，唯一能輕易採取的方式就是那種補貼的資本積累。即使慈善極端地有效率，我們都不應該在一筆適當數目的金錢和一個人的生命中做出選擇，但眼前的狀況是資本家已經替我們做出選擇，並將世界打造成他們想要的樣貌。
「施予的文化」輕放了「制度化的奪取」
像彼得‧辛格這樣的有效利他主義者，自始至終順著資本的動態去分析如何處理道德困境。這就是有效利他主義造成危害的原因。
透過僵化的社交詞彙和僅討論昧於事實的道德困境，他們以有缺陷的概念解釋最迫切的問題，同時將應該對資本的控訴，轉變成任何人都要有一點可供消費的收入問題。
這麼一來，問題似乎不在於資本主義的不道德制度，儘管這制度陷數億人於貧窮，以及讓數千萬人需要食物、飲水、庇護和基本醫療照護。
取而代之的是，問題變成相對富裕的人們沒有為了上述數以千萬計的需求，從資本家那邊購買這些必需品。不管是出自於對自己購買能力的無知，或是對於所處的消費社會缺乏反思意志力。這些相對富裕的人似乎成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象徵。
他們會說解決之道在於讓人們知道透過捐款能做些什麼，並且創造「施予的文化」。但是這樣錯誤的方向將會讓這些議題導向批評人們的花錢習慣。
這樣對消費模式的批判，理論上能和對資本的批判並行不悖。有效利他主義者的目標市場，也就是說那些相對富裕者，通常不會在沒有論辯狀況下，從前者的立場轉移至後者。這就是我們應該要去提供我們的議題，以及我們如何看待這些議題的地方。
讓商業組織自由運作獲取收益，造成荒謬且令人遺憾的結果。舉例來說，辛格最新的著作鼓勵充滿善意、陽光的年輕人去選擇一個基於他們能透過慈善跟遊說完成工作的職業。
而他們有效率的選擇不外乎：（一）「加入華爾街以拯救世界」或追求一個利潤豐厚的職業好能夠「為了給予而賺錢」；（二）開創或是為具備高度影響力的慈善組織工作，包括為有效利他主義團體；（三）在一個窄小的研究、政策領域工作，或是擔任為資本辯護的工作。
同時，資產階級搖身一變成了我們最有可能的救星，而道德哲學家都成了慈善機構的會計、行銷人員，提倡「解決全球貧困，立刻行動！」或指點「你能做的最大善事」。
如果我們持續地應用有效利他主義者所強調的道德原則，就可以避免這種狀況：當我們不會因此犧牲重要性相近的事物時，我們應該幫助他人。
影星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等名人大力參與慈善援助，或多或少強化了「事業有成」更能施予他人的邏輯。（照片來源：UNHCR/Flickr）
影星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等名人大力參與慈善援助，或多或少強化了「事業有成」更能施予他人的邏輯。（照片來源：UNHCR/Flickr）
在和有效利他主義者爭論其主張時，他們通常引述知名的哲學家或是宗教領袖，以說明這項原則。其中之一是孟子，儒家傳統的主要闡釋者。據說孟子對梁惠王說：「有人因為飢荒而死在路旁，而你沒有讓你的糧倉發米給他們。當人民死亡，你說『這不是我造成的，這是上天的責任。』這和刺死一個人之後說『不是我做的，是武器殺了他』有何分別？」3
這個段落暗示的原則並不應用於那些有著可消費的收入的人。它被更直接地應用於那些資產階級，他們像國王一樣運用他們的生意控制其他人的維生所需以及最低生活標準。當人們因為缺乏食物、清潔飲水以及醫療照護而死亡，這些資產階級的成員會說：「這不是我的責任，而是市場造成的結果。」
與其要求個別消費者負擔數百萬人的基本維生，我們更應該去質疑經濟系統，以停止對某些人有利可圖的痛苦和飢餓。與其只是在個人的層次上創造一種「施予的文化」，我們更應該挑戰資本主義「制度化的奪取」。
我們沒有必要接受資本的條件以解決它自己造成的問題，或是它們所謂的人道危機。我們能夠徹底地顛覆這些條件。
【延伸閱讀】

  • 1.品質調整生命年數（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是結合存活年數（quantity）與生活品質（quality）的函數。計算出來的數據等於是一種改變後的期望壽命，通常用於評價和比較健康干預的效果。
  • 2.結構調整計畫（strucutral adjustment program）是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其債務國（通常為發展中國家）設定一系列政策以確保債務國償還能力。包括刪減社福、公衛、教育支出，私有化，以及開放市場等。
  • 3.《孟子》梁惠王篇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為什麼我們樂於痛恨非營利組織？（下）轉載

做善事？你從中得到了什麼？

利己的社會規範是導致大眾不信任非營利組織與其員工的主要因素之一。社會教導我們為自身的實質利益做每一件事，因此你會認為每個人理應出於自身功利而行事，這觀念在我們討論經濟、發展與社會政策的日常對話中根深蒂固。在《利己的社會規範》一書中，史丹佛大學心理學教授戴爾•米勒表示，大眾不僅將利己主義視為說明行為的最佳解釋，同時也是人們生活方式的指導原則。
丹尼爾•奧本海默和克里斯多夫•奧利沃拉共同撰寫的《施予的科學》一書中，詳細介紹了一些研究，顯示人們基於不直接影響他們的原因而採取行動（例如從事利他行為）時，利己主義者會感到不安。根據一連串關於志工的公眾感知實驗，「當觀察者期待別人做出利己行為時，他們對於支持某種理想、卻缺乏相關受害經驗的人，可能給予更負面的回應」。
非營利組織的工作往往是為了不直接影響他們的原因而做，這似乎打破了基本的社會規範，讓人不安、懷疑甚至產生敵意。當我們看到某人以利他為目的做事時，總會想問：「他們從中得到了什麼？」
這種心態驅使人們仔細檢驗非營利組織的薪資，許多新聞報導將非營利組織描述成哄騙大眾的勸募者，只因為員工領取薪水。非營利組織的高層人員因為領取薪資福利而遭受批評，即使他們的薪資福利在營利企業中可能少得可笑。
近年來非營利組織員工的薪資其實大幅下滑，但由於社會潛藏著懷疑，使得這類報導找到立足點。

你的善行是種道德優越感？

另一個導致人們批評非營利組織的因素是，許多人面對「行善人士」（亦即以道德之名打破社會規範者）時，會產生道德上的不安全感。
一項對素食者的敵意調查顯示，當某個人的行為不符規範且源自於道德因素時，旁人會認為他是在負面評斷他們。換句話說，人們認為「行善人士」在質疑旁人的道德感。
舉例來說，丹尼爾拒絕在一間大公司工作，因為他在道德上反對這間公司在製造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傷害。已經在該公司上班的朋友翠西因此會認為丹尼爾覺得她的道德感比較低，儘管丹尼爾對於她選擇在該公司工作一事隻字未提。
總而言之，當人們認為對方輕視他們時，他們會更加挑剔對方，加上利己的社會規範，這使得大眾對於非營利組織專業人員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道德過錯覺得不安，並且渴望破除任何道德上的卑劣感。換言之，當一般大眾認為某人獻身於慈善工作時，他們可能會認為這些專家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感。將非營利組織員工描述成貪腐或貪婪的人，能夠將他們打回原形，並且減少道德上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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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事沒錯，但效力一定比較低？

另一個解釋是，大眾或許認為非營利組織純粹是缺乏能力。
研究顯示，相較於營利企業，非營利組織被認為比較「溫暖」但較缺乏能力，非營利組織承受了額外的壓力要證明其效力，但慈善機構所處理的複雜問題卻使得成功難以被量化及有效傳達。
由於能力和效力通常是決定薪資的主要驅動因素，傳達效力的困難加上現存的無能假定，使得非營利組織專家很容易被描繪成高薪肥貓。

千萬別逃避溝通

關於非營利組織犯錯的刻薄報導往往與現實不成比例，但遺憾的是，人們對受騙與被剝削的恐懼非常有效地激起大眾的鄙夷聲。倘若讀者未仔細研究該組織的謠傳醜聞報導，那些只為增加點閱率的釣魚文就可能會傷害甚或摧毀這些組織。
人們必須下定決心，避免散播和支持這類誤導和誹謗。雖然要譴責並疏遠最新的目標很容易，但這只會使毀滅性的循環持續下去。
儘管欺騙大眾的真實事件確實存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問題在於透明度與消息的傳遞。複雜的社會計畫相當容易受到誤解，組織們往往因此變得更小心，避免向捐贈者說明影響結果或費用支出，但關閉溝通大門將使具社會影響力的組織容易受攻擊，尤其是那些會誤導人的弊端報導。高透明度才是抵禦詐欺謠言的最佳方式。

為什麼我們樂於痛恨非營利組織？（上）轉載

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組織偶爾會登上主流媒體版面，但報導內容往往是關於失敗、欺騙或詐欺。美國紅十字會爆發的醜聞即引發全部三種報導，當時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和 ProPublica 指控該組織在 2010 年海地地震後應變不力，ProPublica 以聳動的標題「紅十字會如何為海地募得 5 億美元卻只蓋了 6 間宅」來報導，引起大家熱烈討論，在這兩個組織的網站上留下超過 800 則評論，Salon、《時代雜誌》和 《華盛頓郵報》等也刊登了數十篇類似文章。
紅十字會的回應是，由於土地權的爭奪與其他阻礙，對於流離失所的居民們而言，建造新的永久屋並非幫助他們的最有效方式，該組織轉而著重於提供緊急庇護所和過渡性住所，以滿足立即性的需求。紅十字會也說明其為海地賑災工作募得 4 億 8800 萬美元，其中 1 億 4500萬美元用於健康、飲水與衛生服務、霍亂防治等。雖然紅十字會似乎未符合大眾期望，但言過其實的媒體報導已將該組織渲染成沒用的騙徒。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非營利組織為惡的報導輕易受到大眾注意，引發廣泛譴責，儘管大家並不清楚詳情。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組織很容易受到狹隘的批判，而這些批判的重點通常集中在行政費用與計畫支出。《聖路易市日報》近日刊登了一篇文章，裡面提到當地的非營利組織如何「晉身為百萬富翁」。高層肥貓坐領高薪的謠言頻頻出現，但根據其中一個主要監督機構的調查，這類情況很罕見。
Charity Navigator在其 2014 年慈善機構執行長薪資調查中蒐集了 3927 個非營利組織的資料，其中只有 12 個組織提供高層人員薪資待遇超過 100 萬美元，占全部的 0.31%。此外，這些享有 7 位數待遇的執行長全都來自於收入超過 1350 萬美元的大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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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也會以竄改計畫支出資料的方式來誤導讀者。舉例來說，《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的報導「老牌慈善機構並未全都達標」中附了一張圖表，說明 2012 至 2013 年間部分組織將收入用於補助金的額度並以此抨擊。
但此圖表並未提及補助金僅是這些非營利組織服務退伍軍人的方式之一而已。以受傷士兵計畫為例，該計畫提供輔導方案、會友活動、退伍軍人福利申請協助、心理健康服務、融合式與適應性的運動、職涯輔導及其他方案。該計畫於 2013 年年報中列出其方案服務費用達 1 億 7500 萬 9142 美元，因此關於該組織在募款與員工薪資方面花費 2 億 1700 萬美元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
一般而言，揭發弊端是相當受歡迎的新聞題材，但非營利組織特別容易受到背叛、貪婪和失敗等指控的攻擊。為什麼大眾喜愛閱讀、分享和評論關於慈善機構的批評文章？為什麼人們如此熱衷於相信非營利組織的黑暗面？
答案很明顯，我們樂於看見受到膨風的人士或機構被打回原形。但根據文獻，人們對於慈善機構的某些態度，導致具社會影響力的組織成為誹謗與詆毀名譽的頭號目標。大眾普遍相信利己的社會規範並對「行善人士」抱持不信任感，造成非營利組織與其員工不斷遭到懷疑，而且大眾認為非營利組織比營利組織無能，因此高度檢視其產生的作用和員工薪資。
為了避免受到這些偏見的傷害，組織首先必須意識到這些偏見的存在，然後採取行動來推翻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