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根據樂施會（Oxfam）報告，全球一半以上財富如今已掌控在 1% 的富豪手中。2015 年，比爾‧蓋茲蟬聯 16 年《富比士》全球富豪榜首富，身價高達 760 億美元。蓋茲長年以數百億美金捐助慈善機構，第 3 名的股神華倫‧巴菲特也捐款超過 300 億美元，首度躋身全球富豪榜前 20名的臉書創辦人馬克‧左克伯更已宣布將捐出價值近 460 億美元的股票給慈善基金會，就連亞洲首富李嘉誠也捐款超過 100 億美元。臺灣跟美國一樣可以拿捐贈證明抵稅，這使得像郭台銘這般身家 61 億美元的全臺第二大富豪一旦開始積極投入公益捐款，便總引起避稅猜疑。然而，手握全球半數財富的那 1%富豪們，真的會單單為了節稅而捐款嗎？本系列文章編譯自《哥倫比亞新聞學評論》前執行主編、《紐約書評》作者邁克爾‧梅森（Michael Massing）對全球富豪捐助慈善組織的觀察。隨著捐款市場萎縮，臺灣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逐漸轉向大企業尋求合作或贊助，此系列文極適合作為公益組織與企業合作之間拿捏距離的深刻提醒。
翻譯／黃于洋 編整／葉靜倫
隨著美國財富日漸高度集中，慈善事業的規模也在成長。如今，投注慈善事業不僅是超級富豪們「回報」社會的方式，也是他們施加影響力的主要管道之一，但這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過去 15 年，（美國）資產超過十億美元（約 334 億臺幣）的基金會數量翻了一倍，超過 80 個。這些錢主要被用於大學、博物館、醫院和地方慈善事業。不用說，這種慷慨的饋贈確實非常好。然而，這些被抵銷的捐款稅收意味著將由美國納稅人來補貼。據估計，每年有約 400 億美元（約 1.3 兆臺幣）藉由慈善捐款從公共財政轉移，這使得針對慈善富豪與慈善機構的問責（監督）更為迫切。而事實也是如此。今日許多慈善家比過去更積極。其中一些人現職或曾任避險基金經理、私募股權行政主管或科技企業家，他們在華爾街或矽谷獲得財富後，正努力尋求將他們的專業技能應用於社會問題。這些人通常被稱為「慈善資本家」，他們正積極地影響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模式，而不只是單單為這些組織開支票。
「當這些富豪捐贈者找上一個非營利組織時，他們不太會說：『我該如何幫助你？」而是：『這是我要做的議題。』」前哥倫比亞新聞學院院長尼古拉斯•萊曼說。而主流媒體還沒有抓住這個新態勢，大部分媒體都在報導富豪們將捐出至少一半財富的「給予承諾」。
大衛•卡拉漢是《慈善事業觀察》（Inside Philanthropy）的創辦人和編輯，這個網站持續追蹤這個產業。他說：「慈善事業擁有倡議運動的影響力，但只有倡議運動得到所有的關注。這種不平衡令我相當震驚。」
卡拉漢著有《變化的財富：自由主義富豪的崛起和重建》（2010），並於 2013 年創辦《慈善事業觀察》，以填補這種被忽略的空白。該網站提供了一個關於富人為哪些事業捐款的豐富資料庫。（《慈善紀事》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是另一個寶貴的資訊來源）
就拿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來說。《慈善事業觀察》指出他是「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避險基金）的聯合首席執行長和 Super PACs（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政治人物的獨立籌款機構）的主要捐助者，他的家族基金支持一系列龐大的保守派機構，包括監測自由主義偏見的「媒體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其他還有推廣布希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喬治•W•布希基金會，及否認氣候變遷的主要倡議者哈蘭學會（Heartland Institute）等。eBay 億萬富翁傑夫•斯克爾的基金會則是社會企業的主要資助者，這些社會企業試圖用商業界的技能來解決社會問題。
正如卡拉漢在《慈善事業觀察》中指出，社會企業，如提供小額信貸、建立農民專業合作社、為弱勢青年成立專案計畫等，已成為富人最喜愛的資助對象，但其效益仍未受檢驗。該網站還探討了「為什麼華爾街一族愛曼哈頓學院」和「富豪們最愛哪家華府智庫？」（答案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等問題。
《慈善事業觀察》證明了數位科技可以用來追蹤新的慈善事業。鑒於其微小的資源，該網站提供的資訊卻相當可觀，其運作完全仰賴訂閱用戶，預算有限，員工主要為自由工作者。很可惜，這限制了他們挖掘更多資訊的能力，例如無法對捐贈者如何累積財富、富豪對慈善事業所造成的影響，或刻意隱藏的捐獻目的進行延伸調查。
舉例來說，從蘿拉和阿諾德基金會（Laura and John Arnold Foundation）可以看出這件事的重要性。蘿拉和阿諾德基金會的網站上說，他們致力於幾項議題，包括教育、刑事司法、研究倫理、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和創新，以及永續的公共財政等。關於最後一項，基金會表示，它致力於提升對財政永續性和公共資金的有效監督。他們努力幫政府評估稅收政策的影響，並構思經濟實惠、永續且安全的公共養老金系統。
這一切聽起來很值得稱讚。然而，一項調查指出，阿諾德多年來一直在安隆（Enron）公司工作，從事天然氣衍生品交易。在 2001 年，報導稱他幫公司賺進了 7.5 億美元（約 251 億臺幣），獲得 800 萬美元（約 2.7 億臺幣）的獎金。當安隆倒閉時，阿諾德在休士頓設立了一個避險基金，專門從事天然氣交易。十年後，他身價為 30 億美元（約 1004 億臺幣）。2012 年他從基金市場退休，成立了他的基金會。此後，阿諾德領導了一場運動，削减公務人員的退休福利，並且大量捐款給政治家、超級 PACs、公民投票和智庫。
作為該運動的一部分，阿諾德基金會捐了 350 萬美金（約 1.2 億臺幣）給紐約公共電視臺的《WNET》，贊助為期 2 年的新聞系列報導──養老金的危險，在美國公共電視網 PBS上播放，而且沒有明確透露基金會的參與。2014 年 2 月，戴維‧希洛塔（David Sirota）在報導矽谷的線上雜誌《Pando》裡揭露了阿諾德的參與，並指出這檔節目（當時已經開播）呼應了許多他在州議會上提倡的養老金削减議題。在不斷的抗議之下，PBS決定退還捐款並暫停播放該系列新聞。電視臺引用內部規則，說明「資助者的利益和節目主題存在明確的利害關係」是不可接受的。希洛塔的文章說明了一個網站（即民間與科技的力量）可以長期持續的監督金錢、權力與影響力。
卡拉漢指出，阿諾德／PBS 的案例並非特例。羅伯特伍德強納森基金會（The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是平價醫療法案的大力支持者，在 2008 和 2011 之間捐了 560 萬美元（約臺幣 1.9 億元）給美國公共廣播電臺 NPR 報導健康保險；致力於對抗貧富不均的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則給了 NPR 節目「Marketplace 」約 100 萬美元（約 3300 萬臺幣）報導這個主題。
「幾乎所有資助者都帶著某種意識形態和議題，」卡拉漢說：「不管媒體受贈人如何表明他們內容的獨立性，所有的非營利組織／媒體都小心謹慎地不要咬到餵養它們的那雙手。」他是對的。只要你持續追蹤這些來越積極的基金會和慈善家，你會發現無論是保守派或自由派媒體，致力於報導美國特權階級已經成為新聞報導的其中一個任務。
當臉書創辦人馬克‧左克伯和他的妻子陳慧嫻宣佈捐出幾乎所有的臉書股票給慈善事業計畫，在最初的讚譽後接著的是一連串的質疑，包括他們是否為了逃漏稅、資金太過龐大也許將為美國政府帶來傷害，以及他們因此將掌握巨大權力等。正如約翰‧卡西迪在《紐約客》雜誌中提到：「富豪們給自己的慈善基金會越多錢，他們所累積的影響力將越大。大多數情况下，這些錢仍在他們的掌控中。」這樣的影響力使得長期監督這種投資顯得更加迫切。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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